【片花】

有人说，这是机关工作作风转变的一小步，却是政府政务公开的一大步。

【音响】“领导是人民的公仆，主人和你联系都联系不上你还算什么公仆？”

有人说，它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多少年来隔在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厚重屏障。

【音响】“雷管的作用并不大，但雷管可以引爆炸药。”

以公布领导电话为发端，昆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音响】“现在昆明的官不好做了，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了。”

如何看待昆明正在发生的变化？它对全国具有怎样的启示？敬请收听《新闻纵横》系列报道：“昆明纸贵”的标本意义。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纵横》。

石鹏飞是云南大学教授，这位号称云南大学“四大铁嘴”之首的中文系教授，最近这段时间比以往更加关注昆明政坛的变化。在他看来，不久前昆明市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包括近期公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系方式，不过是改革的幕布刚刚拉开。

【音响】

石鹏飞：有时候我们把这个东西看成是一个雷管，雷管的作用并不大，但雷管可以引爆炸药，你说雷管到底能有多少能量？但是没有这个雷管，炸药无法引爆。现在不过是两个月嘛，电话问题只不过是刚刚掀开一块幕布，以后还会有一整套的东西会慢慢来的。

事实上，最近这几个月，昆明陆续推出的改革举措，确实有些让人目不暇接。石鹏飞教授说，对于习惯了慢条斯理的昆明官员来说，这些新措施推出的速度显然太快，恐怕为数不少的干部会感觉跟不上，很多官员可能开始会嫌自己官大，因为“官越大，工作越多，责任越重”……；而对于昆明百姓来说，这次昆明一系列新举措的出台，几乎就像看一部大片，新鲜，刺激，开始时置身戏外，慢慢地也逐渐成了戏中的一个角色。而要描述很多昆明官员目前的心态，石鹏飞教授说，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惶恐”！

【音响】

石鹏飞：他们现在很惶恐，这个反过来也是对昆明原来干部的那种懈怠是一个推动，惶恐哪个问责一来，把他搞掉了。

在石鹏飞看来，公布领导电话虽然能起到石破天惊的作用，但是，它绝不是灵丹妙药，能治疗官场百病。事实上，公布电话号码前后昆明发生的两件事就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改革绝不会是一帆风顺，我们不可小看习惯势力的强大。

《昆明日报》总编辑孙学敏向记者讲述了这两件事的全过程。第一件，发生在1月30号，新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到任昆明的第三天，他到昆明近郊的富民县进行调研。就是在中午与随行的官员共进午餐时，仇和就这餐饭提了两个建议：

【音响】

孙学敏：书记有两点：吃饭没有用公筷，第二上的菜太多没吃完，他就说这个东西倒了浪费，你们就把它打包，而且这些东西都没有动过，这样不要浪费。

没想到，仇和也许随意说的一句话，却让富民县随后大动干戈。富民县又是召开全县的干部动员大会，又是成立领导小组，县委、县政府办公室还联系发布2008年1号文件，在公务员中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的“文明就餐新风尚”，并规定，违者轻则批评教育，重则违反三次的，单位领导将被撤职。这一超常举动引起网民热议，舆论普遍认为仇和的建议无可指责，但是富民县以政府文件、大会动员的方式落实领导建议则有些小题大做，并颇有惟命是从、拍领导“马屁”之嫌。

富民县虽名为“富民”，实际上因为没有工业，财政上并不富裕。款待仇和的这餐饭一共上了17道菜，就富民县日常的接待水平来说，的确算是“奢侈”。另据了解，富民县以前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等经济建设问题的，从没有像这次这样谈及“如何吃饭”，可有意思的是，尽管记者采访的几位富民县干部都承认这一点，可他们还是都从正面积极肯定了县里的做法，对网上热议的是否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却避而不谈。

【音响】

记者：那你们普通干部看完了这个“一号文件”有什么感想？

富民县普通干部甲：大家的反应是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吧，从节约和卫生方面还是有好处的。

记者：作为一名普通的干部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富民县普通干部乙：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应该说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一个表现吧。因为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比较支持，有少数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一个具体表现。

中央的确对干部有“解放思想”的要求，仇和一上任也提出“思想大解放，昆明大发展”，但是富民县的做法是否就是“解放思想”的体现呢？这的确值得探讨。

另外一件引起更大争议的事则发生在一次招商引资专题讲座上。在前排就座的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因为打了个瞌睡，被仇和当众点名批评。没想到，两天之后，这位惊魂未定的副局长就迫于某种压力辞职，除此之外，受到牵连的正局长还在县电视台作公开检讨。“打个瞌睡就丢官”，这件事让仇和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人们说他是“人治”不是“法治”，甚至有人提到了“专制”。

就富民的“一号文件”和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因打瞌睡丢官这两件事，记者采访了昆明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丁仕凯。

【音响】

丁仕凯：我想文件是富民发的，那个干部是呈贡处理的，我想只代表是呈贡做出的决定，是富民做出的决定，只表明他们的态度和意思，并不说明其他问题。

昆明市委、市政府到底对这两件全国热议的事件有何明确的态度？丁副书记不愿再做进一步的解释。但据记者私下了解，仇和曾在昆明市“两会”上脱稿表示，公筷公勺的建议初衷是杜绝浪费，富民县发文件的做法不妥；而就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丢官一事，仇和也在公开场合表述过，“今后我会更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

【音响】

孙学敏：他说这样做也有点太过了一点，我本意也不是这个本意，看来今后我讲话还得再严谨再慎重一点，不然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片花】

有人说，这是机关工作作风转变的一小步，却是政府政务公开的一大步。

【音响】“领导是人民的公仆，主人和你联系都联系不上你还算什么公仆？”

有人说，它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多少年来隔在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厚重屏障。

【音响】“雷管的作用并不大，但雷管可以引爆炸药。”

以公布领导电话为发端，昆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音响】“现在昆明的官不好做了，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了。”

如何看待昆明正在发生的变化？它对全国具有怎样的启示？敬请收听《新闻纵横》系列报道：“昆明纸贵”的标本意义。

在昆明采访，记者的确感受到仇和要求的雷厉风行的作风给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走路快了，压力大了，加班多了，相当多干部都有相似的感受。《昆明日报》总编辑孙学敏描述了干部们现在普遍的心态：

【音响】

孙学敏：紧张，压力大，担心，一打瞌睡就责令你引咎辞职，稍不留神就去掉。

应该说，这种工作状态的确有利于转变昆明市的机关工作作风，市民对此表示欢迎。但是，也有很多相对有些偏激的做法也让人怀疑，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知情人介绍说，由于层层要求，昆明市大多数机关干部的手机彻夜不敢关闭，唯恐领导找不到，贻误事情丢“乌纱帽”；而市里要求公布副处以上领导电话，一些区县就赶快做出规定，要求正科、副科干部也逐步公布联系方式。突然增加的巨大的工作量让很多干部不得不加班加点，一些区县、部门为了落实市里一个接着一个布置下来的工作、精神，只得在周末或者晚上召开干部大会。

记者在市委值班室采访仇和书记的电话接听情况时，恰好碰上一位基层干部给仇书记打电话，反映区里经常有意占用公务员业余时间开大会。

【音响】

群众：你好，这里是不是仇书记的电话？

工作人员：是，这是仇书记的工作电话。

群众：我想反映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举双手拥护仇书记，第二，现在有的区，我不方便说出是哪个区，把全区的干部大会连续地放在星期天开，我想领导干部周六、周日开会研究工作的话可以，是不是全区的干部大会也要连续地放在星期六、星期天召开，这样做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妥。我估计这不是仇书记的本意，不知道这样做妥不妥……

在采访中记者还听到这样的反映，说现在的“新昆明建设”变成了“再造一个宿迁”。不仅市里专门从仇书记工作过的宿迁请来“老师”给干部们上课，一些区县、部门也主动派人到宿迁学习，期望能够得到一些“未来的启示”。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教授点评说，宿迁无疑有先进的经验值得昆明学习，但像现在这样“言必谈宿迁”，则的确应该引起警惕，这里面有多少人是真正在学习，有多少人又是在拍新书记“马屁”、推行另一种官场文化？

【音响】

石鹏飞：仇和成功不等于仇和在宿迁的所有东西都成功，也不等于把宿迁的所有东西都原封不动的搬过来，宿迁的经验它要变成昆明的经验，它里边还有一个消化的过程，还有一个昆明化的过程。

还有一点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和当初在宿迁一样，仇和将招商引资看作是昆明的第一要务，以公布领导电话为代表的所有打造软环境的举动其实都是为招商引资服务。昆明市已抽调100多人组成35个招商分局，分赴全国各地展开拉网式驻点招商，以实现今年招商引资数额达到去年2倍的目标。而这些艰巨的任务已分解到各个部门，包括公安局、司法局等公检法单位。这些公检法单位如何完成动辄几千万的招商引资任务？采访昆明干部时，记者曾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回答。可即使这样，这项工作依然被顺利地布置了下去。

如何看待昆明正在推行的一系列有关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在招商引资上的做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他说，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和人民满意政府，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是刚刚落幕的“两会”确立的机构改革方向。今年5月1号，国家《政务信息公开条例》就要开始实施，应该说昆明公布领导电话肯定有助于政务信息的公开。尽管它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但从方向上来说，值得肯定。

【音响】

杨小军：因为这些电话实际上解决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是解决这个事情有人管，然后呢有人去办，有人给回答，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官员的行为要受监督，要受督促，它等于是一种上下联动、里外联动——外面是老百姓的电话，里面是官员的问责，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里外夹击，里外夹击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推行的行政问责也好，岗位责任制也好，还是这个实行所谓勤政的服务型政府是有推广价值的。但是，是不是一定都采用公布电话的方式，是不是还有别的更好的方式，我觉得这个还可以讨论，还可以去观察。

结合领导电话公布前后昆明官场发生的一些变化，杨小军教授认为，这恰恰说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艰巨。他说长期以来形成的诸如长官意志、官本位等官场“文化”、官场“潜规则”决不是一人一事冲击一下就会土崩瓦解的，我们更需要制度上强有力的推进。而对于昆明在招商引资上的极端做法，杨小军教授表示了强烈的质疑。

【音响】

杨小军：让所有的国家机关，包括公检法责任机关去招商，我觉得这个是违背国家法律的做法，要求这些部门去从事招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得到及时的纠正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总量的发展问题，换句话来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GDP经济，我们首先重视这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叫什么？又好又快，那首先是一个好的问题，这个好里面就包含着各种结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让所有的国家机关去分解指标，去完成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多少有点重复我们有些地方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那种唯经济发展是论的这种做法的翻版，这是值得怀疑的。

没有人能否认昆明正在进行的改革探索的意义，但是这也并不妨碍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善意的提醒。所以我们更应该说，在三月的昆明，我们看到了一个良好的开始，我们期待着它有一个更完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