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底，一批中国考古界的著名学者，汇集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一个名叫海门口的小村落。专家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一个历经50年时间，进行了三次发掘才揭开秘密的新石器遗址。

　　2008年1月，云南省考古研究所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对该县的海门口遗址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三次考古挖掘，到6月为止，考古队共开挖了28个探方，揭开了1350平方的地表土层，一个令人震撼的古人类聚落遗址出现在考古队员的眼前。2000多根3000多年前的木桩，仍然完好地伫立在4、5米深的探坑里。经探测，这个聚落的面积达到4平方公里。6月19日下午，当专家们亲临考古现场时，现场所展现的景象，也让这些见惯不惊的考古界的名宿们激动不已。

　　70多岁的原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云南民族考古专家张增祺，是考古学科在云南的奠基者之一。张教授激动地说，五十年的秘密今日揭开，五十年的争论今日始有结论。

　　剑川县东南面有一个7.5平方千米的剑湖，海门口遗址位于剑湖出水口，这里是一个美丽神秘的高原淡水湖泊。如今的剑湖湖畔水位不稳定，已无固定人家居住，成了一片肥沃的田地。民间传说很久以前剑湖周围曾是繁华的村落，被称为“水寨”，后来水寨消失之后，又曾出现过一个辉煌的“鲁鲁城”。1957年，当地在清理剑湖泄洪道时，挖出了一些发黑的木桩、碎陶片、铜器。于是有关部门请正在剑川省亲的，原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的研究人员李家瑞先生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发掘。

　　李先生原籍云南剑川，上世纪20年代入学北京大学，师从中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刘半农先生，学成后就业中央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李先生随机构迁往云南昆明，自此到去世再也没有离开云南故乡。李先生依据自己所了解的一些考古学知识，对已经因施工被破坏的遗址进行了清理，发现了近千件石、陶、骨、角、铜器，以及深埋在泥土下的木桩等。1958年，考古工作队在《考古通讯》(1958年6期)上发表了“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将这个遗址的年代定为距今3000多年的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

　　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在云南还是一个陌生的学科，再加上遗址已经遭到了施工扰乱，碳十四测定历史年代的技术尚未在中国开展等原因，考古队的结论受到了许多历史研究者的质疑，甚至偏狭地说现场发现的木桩，是当地人防洪护堤所留下的。直到1964年，中国开展了先进的碳十四测定技术，遗址所保留的木桩被测定为距今3115年正负90年，再次证实了遗址时代时，李先生已经卧病在床，口不能言不久于人世了。但是，海门口遗址的基本情况仍然不得而知，怀疑的言论仍然不绝于耳。直到2008年的第三次发掘，这个遗址的文化面貌才得以揭开，故此张增祺教授才有上述感慨。

　　剑川海门口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在1978年初，此次发掘，又因为文革后遗症影响及发掘主持人去世等原因，致使田野文字资料遗失，研究工作无疾而终。

　　海门口遗址的第三次考古挖掘，于2008年1月8日开始，历时半年有余，据考古队领队闽锐副研究员介绍，在整个发掘过程中，考古队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工作，采用了最新的全站仪技术测量，使得遗址面貌得到全面科学的发掘和揭露。围绕剑川海门口遗址的第三次发掘，专家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步一步给我们揭开了遗址的文化面貌。

　　第三次发掘已探明：近40000多平方米范围内的10层地层堆积，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时间跨度从新石器到明清时期。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教授认为，这是一个极具地方特点的个性文化。北大教授李伯谦教授说，海门口遗址文化延续时间长，地层关系清楚，堆积丰富，从而填补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文化类型谱系的空白。

　　遗址发现大量的古代木桩和木构件，总数超过4000件。通过空中俯拍，可以发现两处木桩的排列明显呈矩形(F1、F2)，显然是古代南方的“干栏式建筑”。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严文明说，考古发掘现场的景象令我震惊。他说，中国上古时代的“干栏式建筑”，在湖北、广东、浙江均有发现，其中以浙江河姆渡遗址最为著名，瑞士现在也正在做一个类似的石器时代遗址，但是和这个遗址相比，规模均小于这里，可以说剑川海门口是目前世界所发掘的最大的“干栏式建筑”群。

　　遗址中清理出大量的古代遗物，它们包括石器、陶器、角骨器、木器、铜器、铁器。总数在3000件以上。其中早期堆积中有两件彩陶，数件磨光黑陶特别引人注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孙华教授认为，彩陶是北方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的典型陶器纹饰，磨光黑陶则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制物，在云南出土还是首次，它再次说明在新石器晚期，我国所发生过的大规模的族群迁徙中，剑川就是一个远古文化交流及族群迁徙的重要交汇点。

　　比较云南其他遗址出土物，海门口的青铜文化堆积层中出现用于铸造的石范。云南考古学家邱宣充教授认为，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中出土铜冶石范，在云南尚属首次，可以认定剑川是云南青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云南考古专家张增祺教授就遗址中出土的碳化麦、粟、稻等植物遗存，提出了中国农业史上两个重要的课题。他说，中国农业史考古有二个定论，认为麦、粟是北方的传统作物，逐步向南方推广，但是粟种植的界线以长江为限;而南方实行稻麦轮种，是在唐宋之际(距今一千三百年左右)。剑川早已过了长江，海门口遗址距今3000多年，对上述结论提出了质疑或修正。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代表参加海门口遗址考古成果论证会的专家们，向我们描述了遗址的文化概貌。

　　他说，目前的工作已经可以认定，海门口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水滨“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它不仅为我们研究史前聚落类型提供了宝贵的实例，也填补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谱系。海门口遗址的众多发现，再次表明了剑川是中国南北文化和族群交流的重要交汇点，证明了这里是云贵高原重要的青铜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并为我们重新认识农业史上“粟作”、“稻麦复种”的起源和时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黄说，专家们认为，该遗址具备了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条件，应根据规定积极申报。专家推荐参评2008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考古队队长闵锐面对重大的考古成果，对记者说，海门口遗址考古的工作仅仅开始，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例如，聚落的兴废，居民的社会结构，与周围文化遗址的关系，以及氏族的祭祀场所、墓地在那里等等，还有待大量的艰苦工作。(中国日报记者 吴家春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