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这个曾被贴上“最富争议”标签的官员，一当上昆明市委书记就召开多个座谈会，请各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特别提出“要负面的报道，看看我们做得不好或者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见2007年12月29日《潇湘晨报》）此举很有特立独行的意味，也符合仇和“个性官员”的称谓。在感受其直面挑战与勇于负责的气魄的同时，我们更期待这样的姿态能助推官媒关系的良性发展。 
 
　　“负面新闻”是一个被扭曲的概念。

　　新闻的“正面”与“负面”之分，有人认为判断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公共利益的标准———但凡有利于公共利益，肯定是正面的；但凡不利于公共利益，肯定是负面的。这个标准，在我看来，无疑是理性的。

　　问题是，在实际操作中，“负面新闻”的标准常常被一些人异化为报道灾难、事故、污染以及强奸杀人之类的恶性社会事件。一些地方就是以这样“天灾人祸”的标准来“控负”的，以至于出现灾难事故被瞒报，恶性社会事件信息得不到及时公开，导致公众得不到及时救济，或者因为缺失防范意识而陷于被动。这样的“控负”，损害的无疑是公共利益。

　　事实上，“负面报道”很多时候对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安全，对社会健康运行，往往起到积极作用。在2007年，诸如山西黑砖窑、重庆钉子户、厦门PX项目等重大新闻事件，在一些人看来，当属典型的“负面新闻”。而恰恰因为相关的持续报道与评论，才使得无数屈辱的生命被解救，公民权利与正义得以更好伸张，一个可能危害无数生灵的污染项目受阻停建。这一切，都彰显了“负面报道”与言论批评的建设价值。

　　不久前，有人曾写过一篇题为《“负面报道”不是“负面影响”》的文章，认为不应该将“负面影响”简单归结为“负面报道”，并强调说，任何报道由于处理不当，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不难理解，如果不顾客观事实，过度地去树典型、造形象，夸张地宣传成就，这样的正面宣传往往适得其反，带来的往往是“负面影响”。

　　遗憾的是，“负面影响”与“负面报道”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一新闻常识，尚未获得一些人的普遍认同。他们往往以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为借口，压制新闻媒体进行“负面报道”。这是社会良性建构的悲哀。

　　仇和之所以主动吁请媒体提供“负面报道”，正是基于其理解“负面报道”的真义。我们期待此举能够在更多的官员中激起涟漪效应，纠正错误的“负面新闻”观，助推官媒关系的良性构建。（单士兵）

　　仇和能如此对待“负面报道”不容易

　　仇和，一个曾经引发公众强烈关注，被打上深深时代烙印的地方领导，其强烈的个性执政风格引起广泛关注。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这次调任，关于仇和执政风格的争论还会继续，但他这次把看“负面报道”解决不足，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一个突破口，这种新风无疑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