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霞生前照

　　在人潮汹涌的广州火车站，湖北打工妹李红霞，成为几百万春运返乡者中，惟一一个因踩踏致死的人。对于提心吊胆的地方政府来说，这或许已属幸运甚至于奇迹。但对这名17岁的少女来说，却是失去了全部。

　　正如她此前17年的短暂人生，面对在方寸之地积聚的20万人潮，这个柔弱的农民之女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她死后，有人将她归列为雪灾死难者，但在相对温暖的广州，她却至死没看到一片雪花。

　　他们为何要远离自己的土地？他们为何要像候鸟一样每至年关“死也要回家”？这名少女的短暂人生，为当下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缩影。 

　　她想回家，但那意味着必须先越过20万拥挤的人潮以及近万军警组成的多道防线。2月1日，距离在这个国家已延续千年的农历春节还有5天，阴雨蒙蒙的广州火车站此时几乎是这个星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一清早就来到车站的李红霞艰难地寸进着，面对人潮，车票更像是一张废纸。十多个小时后，红霞们似乎离车站越来越远。

　　又几个小时后，晚上8点，李红霞距离满载自己希望的列车更远了，因为开车时间已过。再过了一个小时，李红霞被盲从、汹涌的人潮踩在了脚下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正如她和她的农民工同伴们一直以来所表现的那样，辛苦而沉默。

　　作为南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珠三角地区一向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明星，巨大的地区经济差异持续吸引着上千万打工者汇聚到这里，在为它创造着海量财富的同时，也以涓涓细流向这个国家的中西北部各省汇寄着以千亿计的劳务收入，支撑着那些省份相对单一的农村经济。

　　正是像红霞这样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组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制造车间，也正因他们的巨量与低价，造就了made in China这个品牌长久以来物美价廉的形象，他们撑起了中国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GDP数字，供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却很少有什么远大理想。带着一沓钞票回家过年，可能是绝大多数劳动者核心的期望所在，红霞也不例外。

　　然而，李红霞最终带给家里的，却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保密的赔偿数字。

　　证明自己

　　出来打工的第一年，少女红霞希望回家过年的那份情感焦急而又纯真，亲友们普遍认为，其中也许会有想证明自己的渴望，因为她希望做一个对她远在千里之外的家庭有用的人。“她走之前一天晚上还在不停跟我叨叨，”同在广州打工的大哥李应龙说，他看着自己的脚，“她说回到家要先给奶奶100元，外婆100元……”

　　湖北南部的部分县市紧邻长江，以江水与大堤与湖南为界。李红霞家所在的村落——湖北监利县白螺镇薛桥村，就位于长江大堤一侧几十米，距离监利县城有近4个小时车程，如果想就近到镇上，则要沿着大堤走上15公里才能看见公路。

　　李家除了一台21英寸电视机以外，就看不到什么能用的电器，房子是当年借债盖的一幢有三间半屋子的平房，而数年之前，一家7口仅住在一间茅草屋里。1992年，李红霞父亲李少华开手扶拖拉机出了车祸，胸椎粉碎性骨折，做了次大手术。他欠了大笔债务，再干不了重活，家中生计全担在妻子一人身上。李家至此掉入了贫困的深渊。

　　李红霞能够在这里长大完全是机缘巧合，在其父李少华心中，可能没什么事情比传宗接代更为重要了，当他的长子一出生就被发现是唇颚裂后，他立即选择要二胎，可惜的是次子后天患上病毒性脑膜炎成了智障患者，因此之后才有了李红霞这个丫头，最后当这个家庭诞生下第四个婴儿时，终于欣喜地等来了他们想要的身体完全健康的男孩，以及因此而来的计划生育罚款。

　　随之，这个家庭越来越陷入贫困的窘境，当年幼的李红霞也患上病毒性脑膜炎时，所有人都几乎绝望了。“镇上的医院在老二得病时就误诊了，说是肺炎，”李少华斜眼扫了一下坐在一旁傻笑的老二说，“老三得病还说是肺炎，我就带她过江去岳阳城里医院看，人家确诊是脑膜炎，一针就好，比在镇上花钱都少，要不然也养活不到现在。”

　　当老大没钱念书，老二念不了书后，李家把红霞和小儿子都送入了学校，这是在这个小乡村里少有的能够改变命运的一条路，但显然，不论是学校还是家里，都并不认为红霞适合走这条路，而年年在学校考第一的小儿子却被全家寄予了厚望，甚至连学校都对两个孩子分别看待。所有人甚至校长都认为李家的小儿子能考上大学，而红霞不过是个庸才。

　　按照李少华的说法，有一天红霞回到家中对他说，学校老师说的话让她非常气恼，她不想上这个学了，李少华说：“她说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讲，有些人花着父母的钱书也念不好，浪费，不如尽早出去赚钱。她心里很不舒服。”

　　而后，红霞在初二时就辍学了，16岁的她呆在家里帮忙，对此，李少华内心复杂，“他们都不会干农活。”他说。

　　对红霞来说，自她降生于这个偏远的江边村落起，她的命运就已基本注定。对大多数这里的孩子来说，大学是个幻想，九年义务教育更像一个任务，当任务结束，幻想破灭，他们就会奔向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真正开始他们的人生，找一份与他们祖辈不同，拿工资的简单工作，每月寄钱，春节回家，结婚生子，生老病死。

　　上大学当然好，可惜在此之前，类似红霞和她弟弟这样的孩子必须通过严格的遴选，以及并非九年义务教育的柘木镇高中每年万元的学费考验，这笔钱大约相当于李家全年收入的一半。如果他们愿意为了未来赌这一把的话，最后一关他们将面对一个比一江之隔的岳阳城里孩子高得多的高考分数线，在这里，好事多磨。

　　红霞曾经就读的官薛中学校长夏齐民说，这里每年的初中毕业生大约不到一半能够升入高中，这已经比之前高出很多，而据他所知，这一半能够升入高中的学生里大约又能够有五分之一可以考进本科学校。也就是说，初中到大学之路只有十分之一的孩子能够走下来，成本很高。“因此大多数人一毕业就选择打工。”夏校长说。

　　当然，收获与风险成正比，可能的城市户口以及固定的收入，还是对很多农村家庭产生诱惑。也有人想到了变通的方法，红霞的表弟一家，就全家都到江对面的岳阳市打工，还走门路花了3000元钱，给表弟——家里这根独苗——买了一个城市户口，这在当地成为美谈。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像堡垒一样坚固，却也并非铁板一块，而作为一个农民能够变身成为城市人，“即便是吃低保都是不一样的。”村里人说。这个村像红霞二哥这样的残疾人每年能享受低保待遇，但一年只有6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