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赴龙岗调研返回途中，亲历大面积交通堵塞，3公里路被堵3小时，交通信号灯失效，交通枢纽点不见交警，半个城基本都瘫痪了。18日，张思平就此向龙岗市民致歉，认为自己对于特区外的交通问题重视不够。作为应对之策，龙岗从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100天的“迎奥运，交通秩序百日整治大行动”。

　　官员向市民道歉，本属稀罕。以“百日整治”行动切实解决问题，更超越了泛泛怒斥的窠臼。但是，更进一层而言，整个事件给人的感受是一种基于不确定的忧虑。副市长亲历大堵车，不过是一次偶然。因为在交通方面，官员的体验与民众的感受常常存在差异。倘按惯例，官员视察以警车开道，并辅之以交通管制，他们只会感到秩序井然、交通便捷。如此一来，道歉与反思又从何说起，百日的整治又因何发动呢？

　　诚如张思平批评的那样，“相关部门的干部领导多住在市内，对交通问题麻木不仁”。如果不是因为偶然，官员很难体会民众出行之难。没有感同身受，决策与言行免不了荒腔走板。一如某官员所坚持的“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他所说的或许也是一种真实，但那不是普通民众的真实感受。以这样的隔阂与荒谬，去制定政策去执行政务，民众福祉将何以寄托？

　　体验百姓之苦，亲历民生之艰，乃是官员的义务。既为义务，便不能寄希望于个别官员的良心发现，或者造化之偶然。官员对于民生之体验，必须寄望于严肃的机制，形成普遍的惯例。这样的机制或惯例，正在探索和尝试之中。2007年“无车日”，全国108个城市的官员放弃公车体验“挤公交”。近日，又有不少地方官员以步行、骑车等方式体验能源紧缺。或许仍然有人斥之为“作秀”，但公正地说，倘若这样的形式真的有助于增进官员对民生的体恤，则必要的形式也值得期待。

　　也许，最为管用的机制乃是促成官员亲近民众的机制。试想，若使民众的评判，关乎官员升降去留，则官员必然放低身段去留心民意冷暖，深入民众体会民生。果然如此，则拥堵之苦必能迅速传导至决策者，而不劳造化之力偶然促成之。（新京报 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