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一名自称“新加坡投资商”的男子将私家车堵在小区门口，严重影响居民出行。扬州市邗上派出所值班民警詹朝龙前去劝止时遭其疯狂暴打18分钟，詹朝龙坚持不还手，被当场打晕厥。(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6版)

　　詹警官的良苦用心令人起敬，但克制至如此高度却不免使人惊愕。任何公民在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都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况且，对一名处警的民警而言，有义务也有责任制止郭某的违法行为。报道告诉我们，行凶者有酒后失控的因素。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就算是郭某“撒酒疯”，处警的詹警官也应采取保护性措施对其进行约束。

　　事后，詹警官表示：“当时事情只是矛盾纠纷，而不是治安案件，更不是刑事案件……真正还手了，轻重很难掌握，所以理智上还是不允许自己动手。”可以说，詹警官的观点在执法者当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以为，虽然郭某本是民事纠纷的当事人，但其失去理智，打骂执法的民警时，他的身份就转化为违法分子了。其实，警察维护的是法律尊严，任何触犯警察执法的行为都是对法律的侵犯。在许多发达国家，当警察在盘查时，被盘查者都无条件地接受检查，过当举动被视为对警察的危险动作，警察可以开枪。国情不同，西方的东西我们不能照搬。我们的民警在执法时应当对袭警行为保持克制，但这种克制同样是有限度的。我们提倡的文明执法不是牺牲原则，不代表民警面对行凶无所作为，一味示弱，而是要求在严格执法、按程序操作的前提下做到人性化。这里，詹警官因为认识偏颇将自己自始至终置于一种被动挨打位置，恰恰正是执法威严缺失的表现。某种意义上，这难道不是对邪恶的示弱吗?

　　事实上，詹警官系“特种兵”出身，曾两获全国散打大赛亚军，有能力也有机会将徒手行凶的郭某强制控制起来。但遗憾的是，詹警官因为担心事态扩大，所以“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也不准他人协助。结果是其本人被打晕受伤，郭某涉罪被捕。

　　应对袭警，我们期待完善立法，增强法律威慑力。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宋玉兰就建议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加强对民警执法权益的保护。对于广大民警而言，则需要进一步提高法治意识和自我防卫能力，丰富应急知识和经验，同时，也需要一部具体的“行动指南”。如深圳市已制定了全面、规范的“警规”大全——《深圳警察通令》。该《通令》对各警种、各项警务工作如何开展、如何实施，均列有具体指引。在此，我们建议公安部尽早推出民警执行职务行为程序规范，使民警面对袭警尤其是在遇到“危险动作”时，有章可循，从容应对，既能有效保护警察和公众的人身安全，又能有效控制现场、遏制违法犯罪。袭警案件逐年上升，民警频频受伤的事实分明在告诉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刻不容缓。(作者杨维立系媒体评论员)（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