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录如下：

　　2008年7月10日，中国评论大报《南方周末》利用一个半版的版面，对“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更成功吗”进行讨论，该讨论邀请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两位。其实中俄的改革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因为俄罗斯的经济主要依靠能源开采和输出为主，中国则以能源使用为主。在政治方面，俄罗斯以完全改变体制，清除所有保守派、大量使用安全系统的人物和自由表达意见为特点，中国则在做制度上的微调。中国需要重视自身微调的时间和力度，比如，在奥运会后，中国所受到的国际压力会大为减少，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中国可以安心做政治制度的微调。如何落实5月就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为胡温体制的最大考验。

　　中俄改革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借鉴。也正是由于我们常常在和一些与中国完全不相关的国家进行无聊的对比后，产生无谓的焦虑或者得意。试想俄罗斯作为能源大国，怎会有不崛起的可能性。记得在1997年底，在莫斯科很多的民众收入已经达到400-800美元，只是由于很多收入是灰色收入，大家不能够明讲，政府也无法统计出来。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俄罗斯的改革就像做手术，国家随时准备上手术台，中国改革则像吃补药保养。

　　俄罗斯的改革建立在苏联解体的基础之上，而且在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这场改革还远没有结束。其中并不是“震撼疗法”出现了问题这样简单，当时还有俄罗斯实行总统制、议会制或者总理制的问题。当叶利钦炮打白宫后，俄罗斯最终走向总统制，而且是实行四年一届、总统不能够连任超过两任的总统制。“震撼疗法”后俄罗斯经济形成全面寡头掌控国家的状态，寡头对于国家杜马的控制是空前的，在199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寡头甚至想控制俄罗斯总统府，因为此时叶利钦因饮酒过度，而体弱多病。

　　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是否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如何执行具有体制改革意义的任何一项条例或者法律，因为只要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全面保障条例的执行，社会自然就会向民众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2000年后中国经济加速发展，但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民众的所得和增长并不能够和经济成就有太多的联系。

　　在奥运会前后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试点的最好时期，并且在奥运会之后，对于条例进行调整。当然要排除有些部门为了掣肘条例的公开实行，而过度公开不适当的信息，引起社会的混乱，或者在程序信息公开之后，处理民众对于其中的过程、内容的不满。如何具体执行信息公开，才是问题的关键。

　　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假命题，因为只有认真落实每一项自己制定的法律，才能够完善自己的体制，不必再制造一个名词。比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等，均是几百年前的东西，也没有人会诟病这是落后的，因为英国人自信会找出每一位君主都是优秀的依据，如果找不出来，像现在就会等待。

　　中俄改革天生就不具备可比性，直接把列宁思想引进过来，就会出现问题。只有自己认真执行已经制定出的每一项条例，这样才会有意义，实现社会发展机会平等，才会社会稳定，别人发展不顺利时，不要洋洋自得，要作全面信息对比，才有意义。(吴非 胡逢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