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一词，颇有韵味。以往，渔民每次出海前都要祈祷，让神灵保佑出海时风平浪静、满载而归。在长期的捕捞实践中，他们深深体会到，“风”带来无法预测的危险，“风”即意味着“险”。实际上，不仅渔民，各行业的人们都有风险。做生意有赔钱的风险，搞科研也有失败的风险，从政做官也应是有风险的。

　　曾几何时，做官成为风险很小的一个行当。贪污腐化固然为制度所不容许，但暴露和被查处的几率较低；只要不贪不腐，发生任何其他重大事故和事件，似乎都与官员本人无关。在政府管理中，常常侧重于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廉洁性，而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效率常被忽略，少数官员“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现象难以扭转。

　　仔细考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员的风险也是不小的。那些为朝廷办事不力的官员或贪腐官员一旦出事，小则丢掉乌纱帽，大则丢掉性命，更甚者株连家人朋友。而在国外，公职人员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韩国屡屡发生官员引咎辞职的现象就令人感慨。今年2月，由于第一号国宝崇礼门被烧毁，韩国文化遗产厅厅长俞弘浚引咎辞职，首尔市长吴世勋同日也向民众公开道歉。

　　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现代意义上的官员问责制度正逐步建立起来，做官的风险越来越大。但一些地方雷声大，雨点小，只出台问责制度，不见落实；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的地方仅仅在民愤大的公共突发事件搞“火线问责”，在日常工作中，多见的是“太平官”、“和事佬”。而真正的制度性问责，应贯穿于政府管理全过程，贯穿于平日和非常时期。官员问责走向常态化，意味着问责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对党政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云南省5个月内问责422名官员，标志着官员问责常态化的趋向。

　　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在接受人民赋予权力的同时，政府和官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是对权力的约束。正像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如果官员不受约束，可以低成本低风险地获取非法利益，那么他们利用权力换取私利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大。规范官员行为，保证权力依法合理行使，必须建立系统完善的问责体系。在“官员问责”制下，不是只有贪污受贿的官员才会受处罚，那些没有尽到相应义务的渎职人员，那些权力行使不当没有真正为民所用的官员，都应受到责任追究。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小权力，小责任，小担当；大权力，大责任，大担当。

　　需要明确的是，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问责的真正主体应是人民。在我国，问责主体比较单一，通常实行的是一种“上问下”的同体问责，即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从逻辑上讲，政府官员经过人大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对象应是人民。如果问责制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广泛开辟渠道，把问责权力归属于人民， 让人民监督政府，问责才能有力量，有效果。

　　在现代法治框架下，问责官员，不是封建王朝的恐怖吏治，也不是要苛刻地对待干部，而是为了确保实现“一切权力为人民”。官员问责是对人民负责，也是对官员的爱护和关心。基于此，官员问责，应在法治框架下建立科学合理的责任体系。问责应遵循程序正义的要求，保证被问责官员的申诉权利，确保问责的科学、透明和公正。（人民日报 裴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