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几年一直在从事报纸评论工作，最大的感触是，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谨慎，但社会中“民意”的表达渠道，却正迅速壮大和通畅。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民意”还凭借其表达有力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但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正在崛起的力量，往往总是容易将社会筛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留给温和中间派的空间十分逼仄。面对当下日益高涨的对“社会公正”的民意诉求，基本可以简单地分为“轻蔑敷衍”和“一边倒赞成”两种态度。持第一种观点的，主要是一部分政府官员和精英人士，对权力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使他们习惯于以“救世主”自居，对“民意”不屑一顾。持第二种观点的，以时事评论家为代表，离读者近、受到读者欢迎，这也促使他们相信，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正确的，进而沉浸在强烈的道德优势感中，将自己视为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言人。

　　对这两种观点，我都持保留态度。我以为，应当将“民意”依据其内容，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民意”所表达的“愿望”，即大多数人对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应该得到何种改善的要求。“民意”的这个部分是永远正确的，不仅应该时刻得到当政者和全社会的认真倾听，也理应得到逐步满足。

　　但问题通常不那么简单，于是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民意”的内容除了表达愿望以外，经常还含有对如何达成这种愿望的看法和要求。大部分民众未必具备分析这类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专业知识框架，所以“民意”的这一部分内容未必正确，或至少是不可行的。它应该得到倾听和重视，但不应该轻易被满足。民众有不满需要得到解决，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但他们很容易从自己的单个利益出发，希望采取他们所能理解的最简单方便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很容易出问题。

　　我一点也没有瞧不起普通民众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每个人因为教育和职业的关系各有其专长。俗语所谓“隔行如隔山”，治理国家同样需要专长。好比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治愈病人身上的病痛，是医生天经地义的职责，但如果我们要求医生按我们自己的想法开药，那就很不合理。解决社会问题与治疗疾病没有本质区别，但因社会和人体一样复杂，而对专业要求更高。

　　那为什么一碰到社会“病症”，痛楚中的人们就不那么理智、常常要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按自己的要求开药方呢?主要是因为民众不信任那些“社会医生”。他们认为，这些掌握政策制定权的专业人士，不是滥竽充数的庸医，要么就是更加可恨的牟利者，他们开药方时想的根本不是“病人”的安危，而是怎么从中捞取最多的回扣。当前的这种社会情绪既普遍又合理，但这一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由“病人”自己开药方来解决，只能通过加强对“医生”的监督和激励来解决。

　　的确，没有人比病人更了解自己的疾苦。但这种切身感受起到的作用，是强化对社会进行改进的愿望和动力，而对社会如何真正有效地改进，并无任何实质性帮助。

　　还有一个事实是大多数民众不容易看清楚的。在当今中国，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巧妙假借“民意”力量，损害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以牟取不正当私利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其实我们应该能够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悟出相同的道理：没有医德的坏医生，往往出在那些对病人有求必应的人当中，真正有责任心的良医，会认真听取病人对症状的描述，但很少会顺着病人自己的心思开药方。在医治“社会疾病”的问题上，我们同样有必要牢记“良药苦口”这句真理。

　　同时，所谓民意，也就是“多数人的愿望”只有在关涉公共事务的那些领域才具有正当性的，它无权染指私人领域。例如，眼下大多数人认为粮食价格太贵，希望粮价下降或不再上涨，这个要求当然可以理解。但假如多数人要求国家以行政力量，强制米贩子不能涨价，那么这种要求就必须坚决抵制。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米卖什么价格，是粮食商人个人的经营权利，多数人无权以自己认为合理的价格强买强卖。

　　按理说这些“公共范畴”是“民意”最有发言权的地方，但由于它们相对比较复杂，不容易一眼看透，于是经常逃过“民意”的法眼。更加令人遗憾的是，“民意”轻易地放过了最应该紧盯不放的东西，却动不动就去蛮横地干涉那些它无权过问的私人权利事务。正如秦晖教授一再指出的，在盛行“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今天，有人忙于论证“抢来本钱”是如何不可避免，有人则忙于抨击“做买卖”是如何败坏“人文精神”，却很少有人在为公民争取“做买卖”的合法权利的同时，向“抢来本钱”者做正义的抗争。(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陈季冰)